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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课后托管”这一话题再一次被广泛讨论。新京报推出了关于课后服务的网络调查，就家长关心的课后托管、家长负担作出调查。
受访者中，68.02%的家长同意学校开设校内课后托管服务。其中，“体育活动”是家长最希望学校开设的课后服务，愿意学校课后托管服务开设体育活动的家长占比超过80%。仅34.21%家长支持孩子校内课后托管时间自由活动。
也有14.41%的家长不支持加强校内托管。其中，最突出的原因是家长认为校内托管质量低，起不到提升孩子学业的效果，该原因占不支持校内托管的家长总数的71.9%。
家长对学校布置的哪些任务最“头疼”？
60.36%的家长表示，曾帮助孩子做过手抄报等课外作业。
40.54%的家长表示，学校要求家长给孩子检查或批改作业。
33.33%的家长认为，给孩子作业、通知签字，也有负担。
调查中，一位家长补充道：现在什么都要打卡，实际上是把成年人那套硬搬到了孩子身上，反而形成“不打卡就没动力做”的心理。
对于在2021年全国两会上，有人大代表建议的“全面取消小学生课后作业”，绝大部分家长（76.13%）对此表示不认同。这些家长中，89.35%的人认为，不留作业，孩子知识无法巩固；“小学生学的很多东西，就是要通过重复练习才能记住。”有家长说。
学校提供课后服务是一项社会工程。学校提供课后服务涉及教师的工作量，涉及活动场所，如果到学校外开展课后服务的话还涉及安全保障、涉及社会机构的开放等诸多问题。如果这些问题都由学校来解决显然是不合理、不现实的，需要国家层面来统筹教育部、财政部、工商部门等多个机构。
既然是提供课后服务，那就要把中小学生当做一个非常巨大的服务对象，要有服务意识。从国家层面上来讲，也需要考虑相关的成本问题，国家要投入相关的经费支持，学校也应该建立专门的教育经费。同时，国家还可以减税的方式，引导校外民办教育机构向学生提供公益课程。与此同时，还应该从法律的角度予以保障。
（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程方平）
开展课后服务需要考虑的最根本问题是如何提升课后服务的教育质量。
首先，要设置好课后服务的内容，做好课后服务课程的设计与开发，这是基础。其次，还要选拔优秀师资从事课后服务，对这些教师进行相应培训，并纳入教师培训、教师研修和教师专业发展体系之中，包括纳入到教师评价与考核的体系中，激发教师从事课后服务的积极性。最后，还要调整和重建教研机制，把课后服务及其质量作为学校日常教研的一部分。
同时，也必须看到开展课后服务是一个系统工程与复杂工程，事关学校教育力、家庭教育力和社区教育力的三力融合，涉及校长、学科教师、班主任和家长等多元主体的协调。比如教育行政部门要制定推动课后服务的保障机制或相关制度条令，为学校和教师提供各种支持。在课后服务费用方面，我认为是否需要缴费不能“一刀切”，有条件的地方和学校，家长可以适当缴费，不能把责任全部转嫁到学校和教师身上。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 李政涛）
从学校目前情况看，要求学校课后服务完全与家长下班时间对接，实施起来还是很有难度的。目前政策支持、经费支撑还不到位，学校做起来不容易，教师的负担会比较重。
首先，要明确校内课后托管的公益性,为有需要的小学生提供以“保护”与“看管”为主要内容的基础性校内托管服务；第二，积极探索校社合作、引入公益性机构和社会义工的公益性托管模式，鼓励社会组织进入，由社会机构、公益组织、服务团体提供托管服务；第三，试点开展政府买单、市场机构进校的营利性托管模式。在公益性资源不足的情况下，这类托管模式可以作为一个过渡。
家长不能认为课后服务应全部由学校负责。家长更多的个性化需求，不属于学校课后服务的范畴，这一类服务应由市场来提供。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周洪宇）
上海小学课后分两个时段为家长提供服务，一直可以延长到晚上六点。部分有个性化需求的家长，放学以后可以接孩子回家。就上海而言，课后服务推出后，家长带孩子去补课的情况减少了，学校组织的兴趣活动孩子们也喜欢。是否能够给家庭和学生真正起到减负作用，还需要时间证明。
学校里有两个举措要到位。
一是统筹安排，教师轮流参与课后服务，减轻教师压力；
二是将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纳入绩效中，增加教师的绩效工资。
目前上海教师绩效工资因参与课后服务增加的部分由区级财政承担。
课后看护孩子是一个客观需要，需要社会、家庭和学校共同完成。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学校主动承担责任，这是教育系统为社会发展做贡献的一个方面，是一个民心工程。但是，家长不要理所应当地理解为看护都是学校的责任，家长要考虑到老师的辛苦和奉献，避免出现“家长在外面玩，把孩子放在学校里很晚才接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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